重庆构建全国最大社会扶贫平台

每年的10月17日，是“国际消除贫困日”。

缓解和消除贫困，最终实现我国人民的共同富裕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，也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。

今年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上，作出了“缩小三个差距，促进共同富裕”的决定。作为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，扶贫开发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

重庆市在扶贫开发方面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，积累了让贫困地区群众摆脱贫困、走向富裕重要经验。

直辖十四年，重庆市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66万直线下降到2009年的45万人，降幅近90%，比全国平均降幅高15%。重点贫困区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的1397元增加到2010年的4235元，年均递增11.7%，比全国高4.1%，在西部排第一位，可谓成绩斐然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在扶贫攻坚战中，重庆市坚持打造大扶贫的格局，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，弥补财政性扶贫资金的不足。这些资金，被广泛用于到人到户的点对点式扶贫中，实实在在地帮助贫困户增加了收入，让他们共享经济发展成果

内引外援

构建全国最大的社会扶贫平台

   1997年，重庆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，并被中央寄予带动中西部发展的厚望。霎时，重庆成为了许多投资者眼中的“热土”。

   尽管头顶瞬间多了许多光环，前景无限看好，但市委、市政府却十分清楚：40个区县中，有18个头戴“贫困帽”。重庆，集大城市、大农村、大山区、大库区于一体，发展刻不容缓，脱贫任务更是艰巨异常。

   与此同时，重庆财政性扶贫资金的相对不足和社会资金的相对宽裕，如何让二者的优势互补，是需要首先谋划的事情。

   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打造大扶贫格局的想法应运而生。

   市委、市政府决定，由市级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大专院校、大中型国有企业和驻渝部队等组成18个扶贫集团，分别对口帮扶1个重点贫困区县，迈出了社会扶贫的第一步。

   这项创举，让山区的乡亲们，感到了切身的温暖。

   例如，奉节县草堂镇毛坪村曾是穷得“出名”的地方。重庆警备区扶贫集团工作组请来专家考察，发现该村后山漫山遍野都是青草，加之气候条件好，适合黑山羊养殖。于是，迅速在村里开设培训班，教村民如何科学养殖黑山羊，并介绍企业前来订购。一项富民产业就此发展起来。

市政协扶贫集团对口帮扶的铁炉村和地坪村均属于云阳重点贫困村，在市政协扶贫集团的帮助下，这两个昔日的贫困村发生了深刻变化。

   2009年，两村共完成公路硬化8公里，新建水池总容量4400立方米，安装了输水设施，1267人喝上了安全卫生的自来水，基础条件得到很大改善，人居环境也得到提升。同时，扶贫集团还对131户危房进行了改造，20户居住环境恶劣的农户实施了易地搬迁，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。

   15年来，18个扶贫集团共筹集扶贫资金16亿元，组织捐赠物资折款近亿元，帮助引进资金40多亿元，援建希望小学300余所。通过集团式扶贫，贫困面貌有了很大改变。

   重庆有秦巴、武陵两大连片山区，贫困面积大、程度深、任务重，仅靠“内资”显然不够。在国务院扶贫办的牵线下，重庆积极推进东西扶贫协作，珠海市、厦门市在帮扶的9年间，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.1亿元，社会捐助物款5000多万元，援建项目260个。

   去年，重庆又与山东缔结新一轮东西扶贫协作关系，山东省14个地级市对口帮扶我市14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区县，仅直接资金，每县每年就能获得不少于300万元的财政援助，总计每年超过4200万元。此外，政府搭台，企业唱戏，协作关系缔结之际，不少企业家也闻风而动，意图大展拳脚。今年渝洽会上，山东与重庆签订扶贫合作协议60个，协议金额317亿元。

   今年，重庆社会扶贫资金达到14亿元，超过国家财政性扶贫资金，大扶贫平台的作用初显。

   整村脱贫

   为全国贫困农村脱贫致富探路

   在财政性扶贫资金与社会扶贫资金总计超过25亿元的背景下，如何合理、高效地使用这笔钱？重庆创造性地提出，实施整村脱贫。

   “全国其他地区提出的都是‘减贫’，唯独重庆提出了‘脱贫’，而且是‘整村脱贫’，这就让我市扶贫开发走在了全国前列。”市扶贫办主任王义北常这样告诉记者。

   整村脱贫，是重庆市委三届四次全会提出的一项目标任务，按照计划，到2012年，完成1000个贫困村的脱贫计划，到2015年，使脱贫村的数量增加到2000个。

   整村脱贫遵循“七有四通三解决”的验收标准。“七有”，即有人均半亩稳定高产农田、稳定的收入、稳固的住房、贫困家庭的子女有基本的技能、村上有一套好的班子、有村级活动室、医务室；“四通”，即通电、水、路、电话及广播电视；“三解决”，即基本解决温饱问题、人畜饮水安全和高山贫困地区扶贫移民搬迁。

   这项工程从2009年开始实施。当年，首批启动的266个村，在分别整合了千万元左右的资金推动下，已于去年底全部达到脱贫标准。两年来，266个村共实施脱贫项目3522个，脱贫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实施整村脱贫前的3248元增加到4954元，增幅达52.5%。

   记者曾多处走访，亲眼目睹了不少贫困村“涅槃”的奇迹。

   酉阳县后溪镇长潭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仅仅两年前，那里还十分“落魄”：村里几乎没有一处完整的农房；十里长潭上漂浮的尽是渔网、树叶和垃圾；潭边遍是牲畜粪便，臭气熏天。

   而经过两年的“整村脱贫”，这里建起了面貌一新的土家山寨，仅去年，游客数量就突破了10万人次，年收入达2000多万元，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长934元。

   潼南县花岩镇水桥村同样“旧貌换新颜”，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已经硬化，新建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整洁而敞亮，贫困户住房修葺一新。

   村支书向秀清告诉记者，在整村脱贫中，该村整合了上千万元资金，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，还发展起七彩山鸡和矮株密梨两大支柱产业。去年以来，该村新栽植优质梨300亩，仅此一项全村人均净收入就能净增850元。而村里的23户贫困户养殖七彩山鸡，年人均纯收入净增1100元以上。

   制约贫困村经济发展的，不外乎是道路不通达、信息不畅通、基础设施不完善，“整村脱贫就是要把这些掣肘一一扫除。”王义北说，在重庆轰轰烈烈实施宜居、畅通、森林、平安、健康等五大工程之时，整村脱贫，相当于贫困村里的“五个重庆”。

   到人到户

   让老百姓共享发展成果

   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胡富国，曾对扶贫有过这样的表述：扶贫开发，农民群众是主体，农民增收致富是目的。实施扶贫开发项目建设，一定要处理好与群众增收致富的关系，要向老百姓讲清楚项目建设带来的好处，让他们看到脱贫致富的希望，积极参与其中，形成全乡村民共建的氛围和意识，从源头上实现脱贫致富。

   所幸的是，从一开始，重庆市就把到户到人放在了扶贫事业的显著位置——制定了9项到户到人政策，2010年资金量达到4.1亿元，占资金总量36.8%，远远高于全国10%的水平。

   以互助资金扶贫协会为例，2007年，市扶贫办尝试在贫困村设立这种“民办、民管、民受益”的非营利性组织。

   具体而言，它由市级财政拨付15万元作为本金，辅以农民入会费，从而让这笔钱“留在村里，滚动使用”。农民生产资金短缺时，可向互助资金扶贫协会申请借款，足不出村便能解决燃眉之急。

   “即便农民不愿入会，15万元本金也可以帮助他们周转资金，解决生产发展或生活所急。”市扶贫办资金计划处处长卢贤炜说，互助资金扶贫协会是一种新式的到户到人措施，过去，财政扶贫投入15万元，可能三下五除二就没了，而现在这笔钱却不会消失，一直滚动使用，帮农民解决困难。

   正因为如此，这种被称作“平民银行”的组织从无到有，仅4年便发展起1095个，市级财政为此投入1亿多元，不少农民也因此受益。

   今年，丰都县暨龙镇乌羊村7社村民罗正明，意欲扩大烤烟种植规模，就曾遭遇生产资金不足的难题，是村里的扶贫互助协会贷款5000元，让他买齐了生产资料。眼下收获在即，25亩烤烟预计收入可达7.5万元。

   重庆的到人到户政策，也体现在“扶智”方面。众所周知，贫困群体科技文化水平低，对生产要素的有效组织能力弱，缺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，容易形成越贫越无力投入，越无力投入越贫困的恶性循环。

   因此，市扶贫办有的放矢地引进了世界银行第五期扶贫项目，通过设计程序，建立自治机构，充分培养村民自我组织、自我发展、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能力。

   记者曾采访过酉阳县庙溪乡大岩村世行项目的实施情况，那里的情况让人满意。以修一条通村公路为例，群众自己提出项目，自己投票决定项目，自己论证，核算成本，并执行监督，参与率达到99%，不仅锻炼了各方面能力，还提升了组织化程度和集体行动能力。

   新出炉的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（2011—2020年）》提出，到2015年，力争实现1户1项增收项目。对此，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曾作过如下解析：一个地区在开发过程中，投资会带来就业的增加，但就业机会并非均等，受益的往往是收入相对较高、条件比较好的人群，而收入比较低、没有劳动力的就少有受益。过去很少有针对到户的措施，而现在把目光瞄准到了户，这是可喜的转变。

从这个层面上讲，重庆扶贫，无论是资金的使用还是素质的提升，始终坚持到户到人政策，已然走在了全国前列，让老百姓无论是在物质或精神上都同样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。